当 Netflix 宣布《以神之名》续作《我是生还者》定于 8 月 15 日上线时，韩国摄理教的禁播申请几乎同步送达法院。这场注定引发轩然大波的舆论战，恰似一面棱镜，折射出韩国社会对邪教创伤的复杂态度 —— 有人急于封存记忆，有人坚持撕开伤疤。
这部 8 集纪录片延续了前作的尖锐视角，却将镜头从邪教头目转向了四个重大事件的幸存者群体。除了摄理教性侵案的受害者，釜山兄弟之家福利院的虐待幸存者、至尊派杀人事件的目击者，甚至 1995 年三丰百货倒塌的生还者，都将首次公开讲述创伤记忆。这种叙事重心的转移，暗合了制片人曹圣铉的创作理念：”真正的信仰背叛，不仅来自虚假的神，更来自整个社会的沉默。”
前作中澡堂监控影像引发的伦理争议，在续作中演变为更克制的表达。据韩媒披露，制作组采用 “声音蒙太奇 + 文字投影” 的方式处理性侵受害者的证词，用当年新闻画面的颗粒感替代直接再现。这种美学调整背后，是对 “二次伤害” 争议的回应 —— 当 7 岁男童被虐待致死的细节通过母亲颤抖的声线传递时，留白反而强化了暴行的冲击力。
法律与宗教的灰色地带仍是核心议题。摄理教在禁播申请中指控纪录片 “捏造高层信徒干预司法”，却难以解释为何郑明析案的关键证人突然翻供。这种张力在三丰百货事件中更为凸显：当年事故调查报告刻意模糊的教会背景，将被幸存者手中的内部文件重新照亮。正如韩国律师协会在评论中指出的：”当宗教自由成为犯罪保护伞，沉默就是对幸存者的二次施暴。”
值得关注的是，制作组引入了神经科学视角。通过脑扫描对比，展示长期精神控制对受害者决策机制的改变，为 “全能神” 信徒阿娟所述的 “无法挣脱的枷锁” 提供了科学注脚。这种跨学科尝试，或许能解答前作遗留的疑问：为何教授、检察官等精英也会沦为邪教工具？
8 月 12 日的法院听证会与 8 月 15 日的上线日形成微妙的时间差。无论司法裁决如何，这部纪录片已完成其社会功能 —— 让那些被贴上 “麻烦制造者” 标签的幸存者，终于有机会在镜头前说出：”我活着，不是为了遗忘。” 当韩国社会再次因这部作品分裂时，或许正是愈合的开始。
